印,信也。以木或金石刻成的图章,既是篆刻与书法艺术的结晶,亦为文人雅士赏玩之物。历代文人不仅赏印藏印,还发展出了专门研究印章的形制变革,从而鉴定历史文件真伪、研究古代文书制度、官制及地名演变的印章学。而文人当中,能够执刀治印者亦不乏其人,印文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,或抒发胸臆,或调侃世情,或自道形状,或述说生存体验。从众多涌动着率真之气的印文当中,可以感受到治印者自我呈现的需求,以及以独特视角体验人生的情趣。 印章
南宋词人姜夔,作词素以用典精当巧妙而着称,他有一方印章,上书“鹰扬周室,凤仪虞廷”八字。这是一方巧用典故,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其中的印。“鹰扬周室”是化用《诗经.大雅.大明》:“维师尚父,时维鹰扬。”尚父是姜子牙的尊称,隐“姜”字;“凤仪虞廷”是化用《尚书》:“夔曲乐,凤凰来仪。”隐“夔”字。合起来就是姜夔一名。辛弃疾有一方“六十一上人”的印,把“辛”字拆开,就是“六十一”,也是十分巧妙地把自己的姓嵌入了印文中。明代著名书画家徐渭受辛弃疾的启发,也以拆字法治了一印,名为“秦田水月”,更为繁复机趣。把“秦”字拆开,为“三人禾”,而把“徐”字拆开,双人旁加“余”字,亦为“三人禾”;“渭”字则是由“水田月”组成。对于印文的字体结构编排,徐渭真是下足了功夫。
清人张燕昌,曾拜著名篆刻家丁敬为师,因家穷,无以为礼,只是背了两只南瓜上门求学,后成为丁敬高弟。张燕昌后来在朋友家中看到一方古铜印,上书“海上乘槎客,山中学圃人”,心下爱之,就说:“此为我家旧物。”朋友问原因。张燕昌解释说:“海上乘槎客,寓张字;山中学圃人,寓瓜圃,不就是说我吗?”朋友见他虽然是穿凿强解,但也有几分贴切,遂将此印送给了他。
清代袁枚有一印为“三十七岁致仕”,很平白地道出了他通脱放浪,独立不羁的个性。袁枚还曾觅得一块田黄印石,高四寸,宽一寸六分,重二十四蔖,晶莹透亮,上面兼有田黑数点,为田黄中的上品,极为珍贵。袁枚在印上镌刻了“颐性养寿”四字,与他诗说所宣扬的性情至上的观点相意合。
袁枚逝后,这方田黄印章流落民间,为一巡抚所获。巡抚又请以治印闻名的“西泠八家”之一的黄易,在田黄石印的侧面镌刻了百余字的跋文:“福州之田,蕴石如玉,大材尤可贵。闻黄莘田十砚斋、袁简斋随园所收殊美,莫能睹。乾隆乙巳春,谒河间中丞大人于祥符,出观斯石,即随园之物。石经词人护藏,今忽登中丞幕府,与文章政事,并晖朗于河声岳色间。石固有灵,而际遇之奇,亦千秋希有事也。”这方历经两位名人镌刻的印章,成为当时的金石藏家梦寐以求之物。
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有一印为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,娓娓陈述自己历经三朝的仕进之路。孔子的第七十三代孙、袭封衍圣公的孔庆妈,有一印为“九岁朝天子”,其中的骄傲、自得之意,喷薄欲出。而乾隆壬辰科会元榜眼孙辰东,有一印“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”,则是引用《易经》中的文字,描述自己的头发稀疏、脑门子宽大凸出、眼睛白多黑少的特征,意在形容自己的容颜丑陋。其印一如自画像,见印如见其人。
嘉庆五年,浙江督学阮元以《仿宋画院制团扇》作为乡试的命题,杭州人陈文述以诗入选,时人称他为“陈团扇”。陈文述对这个外号也是欣然受之,成名之后刻一印,名为“团扇诗人”。明代画家唐寅,尝刻一印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”,虽有目无下尘、自命风流之嫌,但其才华亦足当此名。而明代遗民魏禧,曾于康熙朝拒应博学鸿词科,并且刻印“乾坤一布衣”,表白自己的气节。短短五字,掷地有金石声。